体验生命

对于是否购买美国国债的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外汇储备是比较重要的资源，救美国需要动用自己的资源，不划算，最好隔岸观火。

为了说清楚，不如先回顾一下外汇储备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我们国家是资本管制的，外币在境内不能流通，企业或者个人在国外挣的钱必须换成人民币。在把外汇换成人民币的时候，从本质上讲，是中央银行收到美元，并对换汇的个人或者企业放出人民币。中央银行收到的美元就成了外汇储备。当我们国家的公民需要购买国外的商品时，就需要购买外汇，相当于中央银行卖出美元收回人民币，这个过程会造成外汇储备的减少。

总结一下，外汇储备是我们从国外挣的但暂时还没有购买外国东西的钱。

外汇储备可以干什么用呢？只能用于购买外国的产品劳务或者在境外投资，不可能用于国内。举个小例子，某人从央行偷了100万美元外汇储备，想在国内花，他还是要换成人民币，于是中央银行就收回了100万美元的外汇储备，放出了约700万元人民币。外汇储备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国内的货币增加了。相当于中央银行多印了700万元的票子，只是通货膨胀了，每张人民币的购买力降低了。所以这个偷钱的人偷了所有持有人民币的人的购买力。

绕了一大圈，咱来说说用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的事。咱们国家的外汇储备的存在形式无非是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的国债，和美元、欧元等主要经济体货币，这些货币放在一些特定的银行。放在银行的钱的收益估计会低于购买国债的收益。所谓不买美国国债也就是把外币现金仍然放在银行。

在美国、欧洲等主要国家面临危机，并纷纷推出以玩命投入资金来救市的措施的时候，直接持有货币也是不安全的。

故事是这样的。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持其如此大规模的救市，需要发国债来筹钱。从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借钱，相当于把已经印出来的票子由美国国外转移到美国国内，不会引起美元购买力的变化，也不会导致美国政府信誉的下降。对于持有外汇储备的国家来讲，无非是把现金转成了外国国债，外汇储备的量也没有变化。这是一个双赢的解。

但如果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外汇储备借给美国，美国国债只好卖给美联储，相当于美联储开足马力印票子。这会造成美元大量增加，购买力降低，或者叫通货膨胀。持有美元的国家的外汇储备因此购买力降低，这是对国人福利的实实在在的损失。因此这是一个双输的解。

帮人就是帮自己，此言不虚。

美国议会终于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这个方案从长期看究竟对经济有没有好处可以暂且不论，但一个问题不能不思考：股市跳水，市值也缩水，若干财富人间蒸发，这些钱到哪去了？

 

那我们来看看一开始市值是怎么涨上去的。举个小例子：市场上有3股股票，2个投资者甲和乙，甲有2股，乙有1股和2元钞票；一开始每股股票值1块钱，市场的市值是3块。

 

有一天，乙希望多买点股票，就用2块钱/股的价钱向甲买了1股，于是甲有1股，乙有2股。请注意，乙向股市投入了2元钞票，甲获得了2元钞票，把甲和乙看成投资者总体就会发现市场上的钱并没有增加。但是，股票的市值是3*2=6块。

 

我们再来看一下甲和乙财富的变化。甲：一开始有2股股票，价值2元，后来有1股股票价值2元和2元钞票，总财富4元，增加了2元。乙：一开始有1股股票和2元钞票，总财富3元，后来有2股股票，价值4元，增加了1元。

 

于是在这个现金从乙流向甲的过程中，甲和乙的财富都增加了，但市场上实际有的东西仍然是：3股股票和2元钞票。

 

所以股票市场并不是一个可以存放资金的池子，在股票交易的过程中，钱始终在投资者的手里。只是股票价格随着人们的购买意愿而变动。

 

人间蒸发的是股票的价格，而这个价格会随着人们的购买意愿迅速地调整。这么看，救市虽然阻止了资产的价格发现，但仍然是好政策，因为资产的均衡价格此一时彼一时。

 

7000亿美元的资金换成了股票，当股票价格涨上来的时候，卖出这些资产获得的收益不仅能还新账还可以弥补此前的赤字。所以纳税人并没有背上7000亿的负担。不过，如果投入7000亿回来8000亿，这多出的1000亿从哪来呢？还是税。

有朋友提出问题“难道是通货膨胀决定股市的涨跌？上半年的A股明明是通货膨胀伴随着股市下跌。”

 

目前我们所指的通货膨胀是原材料、产品、劳务价格的总体上涨，用指标来衡量就是CPI和PPI指数。股市一般和房地产一起归类为资产。 在“什么决定股市涨跌”中，楼主提到“经济体中有各种劳务、原材料/产品、房地产、金融资产（包括股票）、艺术品等等供人们买卖”。所以货币决定着CPI和PPI中涵盖的各种项目，也同时决定着资产的价格。

 

换句话说，货币同时决定了通货膨胀以及资产的价格，而不是通货膨胀决定了资产的价格。

 

本轮牛市的起源有2个：资本项目管制和结汇制度下，中国汇率低估造成的净出口大幅增加，贸易顺差在央行结汇而央行没有完全对冲造成的基础货币增加；以及宽松的信贷政策下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带来的基础货币增加。 本轮牛市终结的原因同样有2个：美国经济危机以及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净出口趋势下降造成的基础货币减少；以及反通胀的紧缩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信用创造过程受阻带来的基础货币减少。

 

那什么时候基础货币会再次增加呢？还是那句话，取决于经济在现有条件下的走势以及政府的行为。

 

有两个指标是可以关注的，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政策何时尘埃落定，以及央行在2率下调后的后续政策。

一个字——好！

今天沪市跌了6.54%，深市跌了7.49%，与昨天的大涨比起来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昨天的下跌是在10连阴以及昨天上午大跌的基础上突然拉起来的。大概是有人在刻意往上拉，是谁基本上大家心里都有数。

可以看出来管理层的希望是这样的：通过往上猛拉指数改变向下的趋势，如果有投资者跟风，那么这种向上的趋势就会继续，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跟进，股市就会由熊转牛。

不过毕竟市场更聪明些，知道现在的股市疲软是因为货币紧缩，货币紧缩的原因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如果不治理就会演变成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所以管理层一定会治理通货膨胀，所以货币一定会紧缩，所以股市一定会疲软。既然如此，有人往上拉就是撤退的好机会，我不撤别人先撤了，我的损失就大了，所以大家争相往外撤。于是昨天的大涨从某种程度上成了今天大跌的原因。

这一来一去留下了什么呢？投资者终于看到了，政府的力量与市场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也就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政府救市上，这种预期使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力减弱了。政府也看到了出手的结果，于是在出手前更会三思。这成了中国股市摆脱政策市阴影的被动的一步，但毕竟是向前的一步。

所以说，跌回去了，也好。

今天看到一则消息，标题是“高层会议未提"从紧货币" 中国宏观政策悄然变脸”。周其仁老师对这个问题早有论述，再读一遍仍有醍醐灌顶之感。全文引述。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07年12月3日 星期一

经济大势正在变化。当前要面对的问题，首推通货膨胀。超过5％的通胀率绝不是小事，当然也不好说已经是很了不得的大事。问题是，小事也可能转成大事。能否化解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断、措施和发出的信号不能含糊。含含糊糊要误事，这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话说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6.5%，高于9月的6.2%，与8月创下的十年最高点持平。众多解读中，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结构性通货膨胀”。我的感受，在通胀指数不高的情况下，此说听听也无大碍；通胀指数超过了5％，还说什么结构性云云，就不能不提出一点公开的批评意见。

“结构性通胀”提法的主要毛病，是太过含糊了。粗粗看去，这个提法似乎不过只是对市场现象的一种描述——林林总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有的升得快，有的升得慢，有的不升甚至还下跌。比如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指数的变动中，食品价格升得急，一般工业品价格升得缓，其中一些商品服务的价格还下跌（比如北京市公交车和地铁车票大幅度降价）。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描述是含糊之词呢？首先，世界上还有没有“非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这是问，有没有那么一种通胀，是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市价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涨的？教科书上说的“货币中性（monetary neutrality）”，意思是一个经济一旦多发了一倍货币，所有商品服务的名义价格上涨一倍，但真实变量如总产品并不会上涨一倍。那样的通胀指数再高也没关系，无非是所有人把自己购买和出售的价格，一律加上相同的零就是了。

但是，“货币中性”至少有一个理论前提，就是交易费用或信息成本为零。真实世界里没有这回事，所以真实的通胀，各种商品服务的价格上杨不是齐头并进，而总是参差不齐的。特别是通胀压力开始显现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从一些热门货开始，然后扩散、蔓延。比如我这个年龄的都经历过的1988年那次严重通胀，开始是名烟名酒提价，后来中央的一个公报宣布价格闯关，接下来就是市场抢购、银行挤兑。当时可观察到，消费量对价格变化弹性小的商品（比如粮食、手纸、盐）抢购就凶，而越抢购，价格越涨得越快。反之，雨伞、手电筒这些弹性小的商品，卖量就没有那样多，涨价幅度也较低——都是“结构性的”，只不过当时人没有今天聪明，尚没有发明“结构性通胀”之说。

当然，恶性通胀到了顶点，情况或许不同。例如1921年1月一份德国报纸卖价0.3马克，两年后的卖价达到7000万马克！曼昆在他那本出色的宏观经济教科书里接着补了一句，“其他商品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同”。我们无从考察当年细节，不过那时候德国流通中的纸币从1918年11月的292亿马克到1923年的49700兆亿（497后面加18个零），也是逐年加速度翻上去的。票子开始发毛的时候，我相信各种物价的上涨也不会整齐划一。曼昆说的“大致相同”，应该是结果——货架上来什么抢光什么，均衡点就是什么商品服务都开出了天价，既然都是天价，谁比谁多几个零也就没甚意思了。所以曼昆说，“货币中性”从长期来看对得多一点，但也不完全对*。

既然天下没有“非结构性通胀”这回事，为什么要说“结构性通胀”呢？听起来好像通货膨胀还有很多类别，而“结构性通胀”似乎只是其中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类别，似乎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类别，甚至“结构性通胀”根本就算不得通胀。要说明一下，我不肯定这个提法的使用者真的有以上这个想法，但是从听的角度来体会，“结构性通胀”在含含糊糊中就有了太多丰富的意味。

本来，“通货膨胀指数”已经是处理了结构信息以后的一个总量指标。“2007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6.5%”的含义，就是所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的物价水平，比去年同期高出了6.5%。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种类很多，所以在得出CPI的过程中，结构信息是先被统计部门处理过了的，比如肉价、菜价、米价、衣价、交通费用、房价（目前是房租）各自的变动，然后才是加权平均，得出一个反应物价总水平的指数来。很明显，没有哪个CPI是没有结构的。可是，结构加权平均的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可能是总体平均为零，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现在国家统计局报告我国CPI为6.5%，就是报告经过结构性加权平均以后，消费者物价的总水平上涨了6.5%。

“结构性通胀”的提法，恰恰混淆了总量信息与结构信息。当下我国的通胀，当然是各种物价有升有降情况下的通胀，不过既然CPI数值超过了正的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种物价的变动正负相抵之后，物价总水平还是上涨了。本来明明白白的通胀，非要加一个“结构性”的定语，实际效果就含糊不清了。通胀有结构性，通缩也有结构性，不涨不缩还有结构性，究竟物价总水平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动趋势呢？

物价总水平这个总量指标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警示政府注意，一旦物价总水平出现上升势头，就一定要到“货币”里去寻找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里，警示政府非常重要，因为自从金本位结束以来，只有政府控制着货币；一旦货币供应量出现问题，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对此都无能为力，所有“微观行为者”都校正不了货币出错，而且在物价总水平不对头的约束下，无数人在预期混乱条件下行为的总结果，可能增加经济的振荡和混乱。

在知识上，经验和理论比较高度一致的地方，就是把“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上升）”看作是一个货币现象。这里的因果关系很可靠：政府多发货币，一定引发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济学从古典的修谟（David Hume）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大家之间少有分歧的共识就是这一点。20世纪各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要把经济搞上去不容易，因为要满足很多条件；但要把经济搞下来，只要一条就足够，那就是滥发货币、大搞通胀。产权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很简单，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加剧交易费用。恶性通胀，万事皆休，什么也不要谈了。

如果说作为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指标，直指问题的根本（货币）是一个优点，那么含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却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结构性解决方案”。什么是结构性对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最终产品追到中间产品再追到资源产品，深入到所有涨价品的市场供求。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就是了。

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误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说什么结构性牙痛。就算满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也不要说。因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问题，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说结构性牙痛不能减轻痛苦，却可能动摇治疗的决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满口好牙敲来敲去，就是怕那粒有问题的病牙，耽误功夫还不去病根。

要看到，由于某些价格管制的存在，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在CPI里完全反映出来。举一个例子，个把月前和几位同学在校区餐厅吃饭，他们全部点了猪排。过去也一起吃饭，为什么没有发现有此偏好呢？同学说，最近食堂里没有猪肉供应。懂了，这是保障食堂饭菜价格不上涨的一个代价，猪肉涨得贵，干脆不供应猪肉，无价无市。还好，同学们说饭没涨价，菜、鸡、鱼、蛋还有供应。但是，这里肯定有一点信息没有进入CPI。举一反三，排长龙加不到汽油，通宵排队摇不到买房的号码，肉包子的馅变小了之类，CPI里都没有完全反映。房价目前没有算入CPI，过去也没有，但当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时候，房价涨得可比过去凶。这也是CPI没有完全反映出来的信息，但是市场中人的通胀预期，可不是完全看官方CPI才形成的。

不少专家说，当前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就是食品价格涨得厉害，其他部分还不那么厉害，言下之意似乎就是不要紧。我不同意这个分析。食品价格上涨不是不要紧，而是很要紧。倒不是要在这里重弹“民以食为天”的老调，而是食品价格上涨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恶化收入分配。先不看复杂的统计，随便在身边找两户人家，一家2003年买了房的，对照另一家一直买不起房的，看这两家的收入差距，这两年怎么样了？从统计上看，问题更大：恩格尔系数超过40％的，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40％，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2005年）。食品价格涨了17％，直接影响全国62％家庭高达40％的消费开支，这还是小事情？恩格尔系数40％的家庭，近年当然也有买房的，但肯定比恩格尔系数在20％以内的家庭，少买很多。里外里，收入差距要增加几何！

我一直不赞成拿收入差距（吉尼系数）来说事，也从不笼统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因为收入差距既可能由分配不公引起，也可能由才能、勤奋、机缘造成。不作区分地乱反一气，可能伤及生产力。这个立场从来不变。问题是，通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恰恰是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试想这几年房价涨得远比食品快，对于买得起房的家庭，至少还可以“享受”帐面家庭财产迅速增加的好处；买不起房子的呢？总还要吃饭吧，可食品价格上涨怎么也带不来帐面财产的增加。买不起房子的，这几年工资收入固然都增加了，不过要是以“食品本位”考核之，也没有涨那么多。

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分析也错，就是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有利，比如猪肉价格上杨，养猪的农民就多得钱了。此说错在似是而非。因为物价上涨对所有的卖家都有好处，岂止养猪的农民而已哉？但是，当物价上涨不是个别相对价格的调整，而是整体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即通胀发生时，上述“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所有卖给农民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上涨了。农民卖猪的收入是增加了，但养猪的成本也增加——举凡场地、饲料、人工、运费等等，全部要加价。更重要的是，今天养猪的农民也买肉吃，种粮的农民也买米吃——没有看到报道吗，重庆家乐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3人之中，两个是农村居民！更一般地讲，天下哪一个卖家不同时又是买家呢？当物价指数环比上涨（一月高过一月）时，卖时贵，买时更贵，再卖非再贵不可——轮番涨价就是这样练成的。

所以，通货膨胀开始很像一味甜丝丝的毒药。因为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开始总是“结构性的”，总有一些卖家先得到甜头。政府最不容易对通胀敏感，因为通胀是一道隐形的税收，可以给库房带来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市场中人包括商人和企业家，思维定式是把多赚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以我自己为例，教一些商学院课程，这两年商学院的学费升得惊人，莫非是我教书的本事进步那么多吗？自己当然心知肚明，就是不会告诉你（一笑）。股市的赢家们就更不得了了，你说那是水分？他数钱给你看时那可是真的。“台风大的时候，牛都飞到天上去了”，这句话不是拿来说笑的。

但是，只要货币量过多，在市场相对价格调整的表象背后，或早或迟总会露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狰狞面目。其间，偶发事件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一些看似无关的消息、故事、传闻和突发事件，无端端影响到人群的心理，然后就转化为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对通胀指数过了5％不能掉以轻心，对食品价格急升不能马虎大意，因为涉及的人口面太广，通胀的心理预期比较容易传染和蔓延。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在思维上就要到货币里去寻找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根源。这里的关键词是“货币”，不是“物价”。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总是用“物价管理”来对付通胀。“物价管理”就是上文说到的结构性对策，无非分兵把口，见肉价涨抓肉，见房价涨抓房。麻烦的是，“抓”得不好，效果适得其反，比如抑制供给的价格管制，抓来抓去是火上浇油。打通供给障碍的“抓”法（如发改委最近处理成品油的供给），大为可取，但是若不管理需求，短期供给总有极限。需求管理要从总量下手，分兵把口，每一个行当的需求都是其他行当的供给，管了等于还是抑供给。货币总量控制不到位，下死命令“抓”，涨价压力会转移的。这几年我认为看得清楚，钢铁、水泥、电解铝、土地、汽车、房地产一路抓过来，政府很辛苦，但CPI还是上来了。樊纲说得对，要是不抓，问题可能更严重。不过也让我补一句，这不代表宏观调控已经到位，再没有改善的余地。

关键还是货币。1990年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知道那里的学科设置与众不同：没有宏观经济学，但有money即货币；也没有微观经济学，有price 即价格。这是货币主义大本营的风范，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守得住。宏观经济学问很多，但最重要是货币，也只是货币。宏观调控的事务多得不得了，唯有货币才是牛鼻子。一次大战后的法国总理讲过一句话，“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给军队”。弗里德曼拿过来改了两个词，化出一个货币主义的警句——“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胀，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纲独断，履行货币管理职责。

最近一次见到吴敬琏教授的时候，得到他签字赠送的新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版）。吴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件往事，当初设计论证宏观调控部门的时候，几位中外专家对设置四个宏调部门（央行、财政部、计委、经委）提出过异议，认为宏观调控既然是间接调控、总量调控，就应该只设央行和财政部，不能有其他。不过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第111页）。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是宏调部门越来越多，多部委联署的金牌一道接一道。2004年第一次看到国土部长讲国土部门也要参加宏观调控，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幅土地从批出到建成总要二、三年时间，这么一个“慢变量”，怎么可以拿来当宏观调控的工具？当时和北大几位同事受委托到几个地方调研，报告里特地写到，“银根”、“土根”并举不是好办法，因为“土根”实在太笨拙。更严重的问题，是多龙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样政策工具发生了哪样效果，谁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确，职责就不清楚，譬如当下CPI高了，人们总不好问责国土部吧？

我以为这不是小事情。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讲到底就是通过增加制度运行的摩擦力来使经济减速。这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对法治、政商关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无一利。近期代价也不小，因为一旦经济“失速”，那些摩擦力很大的制度性刹车装置，挥之不去。1997年中国经济突然转向通缩，“保八”任务之艰难，历历在目。我们当然相信中国经济还有很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机会，但是上帝也不敢打包票，说从此经济就有起无落，只热不冷。比较起来，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摩擦力就很低，差不多可以收放自如。调控经济，用交易费用低的办法是上选。否则景气一旦有变，“反应滞后症”就难免——对付“过热”时捆到经济身上的绳索，到底有多少、在哪里，一时搞不清楚。

不要误解，以为明明白白说通胀，就是给中国经济抹黑。讲过了，物价总水平上涨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货币过多的具体成因却各个不同。中国过去发生过的严重通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是老蒋为打内战滥印钞票；八十年代是原先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惯性还在，又被用来作为价格开放的利益补偿办法；九十年代早期高达27％的通胀，主要是权力贷款，几乎等于每一间商业银行都敞着口子发钞票。成因不同，只有结果同：只要货币量过多，一定有通胀的后果。

这一波中国的通胀，直接原因当然还是货币。但是此次货币过多的原因，又和以往不同。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大规模融入全球市场。3万亿美元GDP的经济，进出口占了60％以上，这样的事情经济史上少见。当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具体讲就是要素成本低廉、制度成本急速下降，中国人的学习曲线上升，“三合一”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过，也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使“人民币盯住美元”这件原来穿着很舒服的衣裳，再也穿不进去了。

2003年9月宋国青教授在北大提出讨论的汇率研究报告，系统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为什么意味日益严重的风险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主动升值的选择和机会**。我在实体经济里东看西看比较多一点，觉得国青的逻辑没有丝毫难懂的地方。讲到底，是中国人生产率的提升惹来的“祸”。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人，但是比生产率的进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国人明显占了上风。如果汇率真的由市场决定，早就反映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了。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事情。非不喜欢，那就要有两个本事：要么让美国人生产率的进步速度提上来，要么让中国人的进步速度降下去。实际上，谁也没有这两个本事，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体制怎么守得住？非死守，国内通胀压力就无可避免。

很奇怪，这样逻辑井然的分析，听得进去的人不多。主流的声音是当时的人民币不能升值。后来又说可以缓缓地、渐进地升——难道不知道，人民币缓升的宣示等于是“快快向中国搬钱”的邀请函和动员令？果不其然，贸易顺差、外资直投、以及应邀来华分享人民币渐进增值好处的热钱，三股潮流合并，使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里要插一句，汇率的影响是全面的。别的不提，近年那么多农民转向城市，可是今年中国的谷物居然还是净出口。细节问题很多，但汇率影响是根本的：因为所有出口看起来很合算，进口却很不合算，那还不是谷物净出口？几亿农民进了城，谷物还搞净出口，同时无数专家天天担心“粮食安全”，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反正从短期看，今年我国谷物的净出口，对猪肉和食品价格的急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今年2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季一次的“中国经济观察”，请易纲作宏观经济报告。我仔细听完讲解，才明白近几年央行哪里是在“发”货币，根本就是“收流动性”都收不赢！当然人民币还是中国人发的，可是发多少并不完全由中国人决定。因为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去。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决定的。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呢？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

结论是，当下中国的通胀不是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而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这说明，上好的经济形势也会带来严重的挑战。因为，即便是“好”带来的货币总量偏多，也一样引发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在开放条件下，经济图像更为复杂，但物价总水平上涨依然还是一个货币现象。这条铁律不变，分析家和决策者就还是不能含糊，物价问题一定要到货币里才能找到答案。

这不是扯吗？应该放开电价，不放，反而把煤价限制住了。好的，煤炭生产企业也不想挖煤了。

 

限价的逻辑非常的荒谬：在供不应求的时候，用较低的价格进一步促进需求抑制生产。极端的情况就是，的确价格不高，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凭票供应，或者靠关系供应。

 

等着看最终的结果。

6月7日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至17.5%。上调的幅度超过市场预期，股市大跌，沪市跌7.73%，深市跌8.25%。

 

在地震灾害的背景下，央行仍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向社会显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应该说，这样的措施虽然对股市造成了暂时的冲击，但通货膨胀预期已大大下降。一旦通货膨胀率真的下来，春天就不远了。

周末去听了几个音箱。 好的和差的无论在价钱和质量上都差很多。 好器材和差器材放一般的歌效果差不太多，但放所谓的“严肃音乐”的效果实在差太多了。差的器材放小提琴就像锯木头，或者用泡沫塑料蹭玻璃。

 

难怪“严肃音乐”流行不起来，因为的确难听啊。谁有那么多钱去买天价的器材啊？ 既然在家里听的交响乐那么刺耳，干吗还要买音乐会的票去受那个罪呢？

 

谁都没有错。

那么多孩子的生命永远停在了那一刻，看到地上摆了一排排小书包的场面，无人不为之动容，我只看了一眼就关了电视。

 

教室的抗震能力的确是低于这场地震的强度的。但这不足以构成“教室的建筑商”有罪的证据。 追究建筑商的责任不能挽回逝者的生命，也不能令未来校舍的质量更高些。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场灾难何时到来，也无法知道应该把房子盖成什么样才能让这房子能抵御所有可能的灾难。

 

对于失去孩子的父母，我作为旁观者是没有资格评论的，因为无法体会他们的巨大痛苦，因此对他们的任何言论和举动都只能默默地注视。但对于那些校舍的建筑商，我也非常的同情，不仅因为他们所要养活的家人和孩子，也为他们成了社会对富者的仇视以及一场灾难到来时大众心理压力发泄的对象。

 

有一间校舍幸免于难不能说明倒塌的校舍都是不合格的。这里面可能有多年之前盖的砖混结构的校舍，也可能有一些的确成本较低廉的校舍（如果钱不够，先盖起来让孩子有学上总不是错吧？）。还可能有一些是达到了合格标准，但仍无法抵御这次地震的校舍。

 

也许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提高校舍的建筑标准吧？

听说全部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个男孩和另外一个女孩一起被埋，在获救的时候他让那个女孩先出去了。救援队员和他调侃，说是出来给他吃冰激淋。于是他出来后就说“叔叔我要喝可乐”，救援队员说“好，给你可乐”，他就继续调侃说“我要冰镇的”。

 所以这是一个乐观的孩子对待灾难时的潇洒。如果他早生若干年，当上了小红军，没准会被写进中学课本，作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范例。

农村金融一定要合作制吗？

 

农村金融一定要省级政府负责承担风险吗？

 

农村金融市场化的路径究竟是什么？ 完全拒绝省级政府主导的整合？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 或者这两者之间的某个点？  但这个点在哪里？

 

吸收社会资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通道在哪里？ 如何让社会资金进入中部甚至落后的省份？

 

如果在省级整合，整合之后的市场是否留下了更小金融机构生存的空间？

 

……

 

这些问题不时在我的脑子里闪过，也希望能有机会和朋友们讨论。

目前有支付能力的爱好是游泳和音乐。

 

游泳比较物美价廉，办一张卡1200块，可以游60多次，一年也就这些开销。自娱自乐、锻炼身体、陶冶情操。

 

音乐更奢侈些。学一种乐器的开销包括买乐器、请老师以及大量的时间。小时候喜欢小提琴，老奶奶用卖冰棍赚的钱给我买过一把（上世纪80年代中期，40块）。但没有老师教，后来那把琴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只记得润弓子用的松香被我用作焊接电子器件了，以及肩膀和手指间流动美妙音乐的梦想。

 

高中后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参加区教育局的比赛。我们的曲目是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水谣》以及黄自的《旗正飘飘》。我们的总体水平一般，但辅导老师、伴奏和几个女高音是一流的。我们的辅导老师章连启先生是施光南的启蒙老师；我们的钢琴伴奏后来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一位女高音是个子非常高的女孩，声音也高，可以轻松地完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合唱的女高音部分。记得当时北航附中合唱队的参赛曲目是《哈利路亚》，水平非常高，使我产生了想加入一个高水平合唱队的想法，就参加了金帆合唱团。但金帆合唱团给我留下最深刻回忆的却不是音乐。

 

本科的时候也在校合唱团待过些日子，但进入的不深，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后来看青歌赛如果有TSU或者PKU的队伍就会非常兴奋。

 

最近感觉手里有了点闲钱，想买套音响，发现实在是贵。初步目标是半套国产的入门级器材：惠威M1.2音箱套件（就是厂家卖整套零件，商店自己装的，原装买不起）、惠威Hifi150功放，如果从淘宝上买4600块吧。所谓半套是因为不打算买CD了，用以前300块钱买的DVD机凑合了。

 

准备到音响店去逛逛，如果和网上的价钱差不太多就买了。有很多想听也该听的东西。

今天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源自于昨天的一梦。

 

时间无法停止。所有人都在向同一个方向去。也包括一直居于我内心深处的，带给我温暖的人。

 

不知道我性格中的敏感来自何处。

 

留作今天的纪念。

下雨了，在妻子早晨的一再叮嘱下，顺手拿了一把雨伞。

 

我一般上下班坐地铁，地铁站离单位还有一小段距离就打个车。下雨的时候出租车少，打车的人也多。既然打着伞就不必和没打伞的人抢车，而且我上班的时间也相对不严格。不成想，不抢车反而有车停在我跟前。上了车就和司机聊了起来。原来现在北京对车的卫生查的比较严，而这个司机也比较爱干净，不愿意车里被弄得很湿。此外，他觉得打伞打车是对司机的一种尊重。

 

自己打伞却是对他人的尊重，这个道理我从来没意识到过。看来需要注意的细节无处不在。

小时候十分崇拜医生，但上初中就被评为色盲，与这个职业无缘了。

 

从此之后就对体检产生了恐惧，如果先查色觉再查血压，一般而言，色盲（或色弱）+ 高血压。

 

上大学前后这种恐惧上升到了顶点，因为我学理科，而有相当多的专业是色盲或色弱所不能报考的。大学入学的体检也让我担心了一阵子，因为录取通知书里明确规定，如果入学体检不合格档案将退回。

 

工作后，也是如此。做PPT材料要和颜色打交道。我没问题，但不色盲的人会认为色盲的人有问题。

 

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为自己唱歌走调而困扰的时候，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你看我，色盲都不觉得什么。答：聚会的时候没人要求你表演看图片吧？！

 

于是明白了自己的庸人自扰。

    蚂蚁和人都是社会性动物。人观察蚂蚁，如同上帝观察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看到蚂蚁打架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于是，如果看到一只蚂蚁，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成为一群蚂蚁的头儿，也不在乎自己能拥有多少面包渣，只是怡然自得过自己的日子，我就会把它叫做“快乐的蚂蚁”。

 

    做一只快乐的蚂蚁，也许能让自己每天向终点流动的生命更有意思些，也会让周围的蚂蚁更温暖些，我自己也就温暖了。

到了新单位。领导出差了，所以没有任何工作可做。第一天办理各种手续。意识到自己从一个名义上的外企跳到了国有企业，变成了有编制的人。

 

第二天开始看看A股的材料，熟悉环境和同事。感觉这个公司很强，同事的经验丰富，为人处事老练。和我一起进公司的同事来自四面八方，土鳖、海龟以及有很多经验的人，随便聊几句就发现大家的情商都很高。

 

现在的想法很简单：与同事相处好、把工作做好、过好每天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