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去听了几个音箱。 好的和差的无论在价钱和质量上都差很多。 好器材和差器材放一般的歌效果差不太多，但放所谓的“严肃音乐”的效果实在差太多了。差的器材放小提琴就像锯木头，或者用泡沫塑料蹭玻璃。

难怪“严肃音乐”流行不起来，因为的确难听啊。谁有那么多钱去买天价的器材啊？ 既然在家里听的交响乐那么刺耳，干吗还要买音乐会的票去受那个罪呢？

谁都没有错。

那么多孩子的生命永远停在了那一刻，看到地上摆了一排排小书包的场面，无人不为之动容，我只看了一眼就关了电视。

教室的抗震能力的确是低于这场地震的强度的。但这不足以构成“教室的建筑商”有罪的证据。 追究建筑商的责任不能挽回逝者的生命，也不能令未来校舍的质量更高些。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场灾难何时到来，也无法知道应该把房子盖成什么样才能让这房子能抵御所有可能的灾难。

对于失去孩子的父母，我作为旁观者是没有资格评论的，因为无法体会他们的巨大痛苦，因此对他们的任何言论和举动都只能默默地注视。但对于那些校舍的建筑商，我也非常的同情，不仅因为他们所要养活的家人和孩子，也为他们成了社会对富者的仇视以及一场灾难到来时大众心理压力发泄的对象。

有一间校舍幸免于难不能说明倒塌的校舍都是不合格的。这里面可能有多年之前盖的砖混结构的校舍，也可能有一些的确成本较低廉的校舍（如果钱不够，先盖起来让孩子有学上总不是错吧？）。还可能有一些是达到了合格标准，但仍无法抵御这次地震的校舍。

也许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提高校舍的建筑标准吧？

听说全部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个男孩和另外一个女孩一起被埋，在获救的时候他让那个女孩先出去了。救援队员和他调侃，说是出来给他吃冰激淋。于是他出来后就说“叔叔我要喝可乐”，救援队员说“好，给你可乐”，他就继续调侃说“我要冰镇的”。

 所以这是一个乐观的孩子对待灾难时的潇洒。如果他早生若干年，当上了小红军，没准会被写进中学课本，作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范例。

农村金融一定要合作制吗？

农村金融一定要省级政府负责承担风险吗？

农村金融市场化的路径究竟是什么？ 完全拒绝省级政府主导的整合？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 或者这两者之间的某个点？  但这个点在哪里？

吸收社会资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通道在哪里？ 如何让社会资金进入中部甚至落后的省份？

如果在省级整合，整合之后的市场是否留下了更小金融机构生存的空间？

……

这些问题不时在我的脑子里闪过，也希望能有机会和朋友们讨论。

目前有支付能力的爱好是游泳和音乐。

游泳比较物美价廉，办一张卡1200块，可以游60多次，一年也就这些开销。自娱自乐、锻炼身体、陶冶情操。

音乐更奢侈些。学一种乐器的开销包括买乐器、请老师以及大量的时间。小时候喜欢小提琴，老奶奶用卖冰棍赚的钱给我买过一把（上世纪80年代中期，40块）。但没有老师教，后来那把琴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只记得润弓子用的松香被我用作焊接电子器件了，以及肩膀和手指间流动美妙音乐的梦想。

高中后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参加区教育局的比赛。我们的曲目是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水谣》以及黄自的《旗正飘飘》。我们的总体水平一般，但辅导老师、伴奏和几个女高音是一流的。我们的辅导老师章连启先生是施光南的启蒙老师；我们的钢琴伴奏后来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一位女高音是个子非常高的女孩，声音也高，可以轻松地完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合唱的女高音部分。记得当时北航附中合唱队的参赛曲目是《哈利路亚》，水平非常高，使我产生了想加入一个高水平合唱队的想法，就参加了金帆合唱团。但金帆合唱团给我留下最深刻回忆的却不是音乐。

本科的时候也在校合唱团待过些日子，但进入的不深，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后来看青歌赛如果有TSU或者PKU的队伍就会非常兴奋。

最近感觉手里有了点闲钱，想买套音响，发现实在是贵。初步目标是半套国产的入门级器材：惠威M1.2音箱套件（就是厂家卖整套零件，商店自己装的，原装买不起）、惠威Hifi150功放，如果从淘宝上买4600块吧。所谓半套是因为不打算买CD了，用以前300块钱买的DVD机凑合了。

准备到音响店去逛逛，如果和网上的价钱差不太多就买了。有很多想听也该听的东西。